從一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談起

　《劉大將軍平倭戰記》是部很有趣的書籍。按照「傳統的」史學方法論，她應是被扔進火坑中的無用之物。其實不然，她蘊含了相當有意思的歷史問題，值得我們細細品味。本文曾以〈抗日英雄的建構與記憶：試釋《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史料意義〉為題，發表於2006年6月30日出版的《台灣風物》第五十六卷第二期上。在此重新貼文，或能吸引不同的讀者（相信估狗大神，很快就會尋獲這篇文章），並補上書影插圖，以饗閱者。若蒙引用，或蒙賜批評，出處請以前述的《台灣風物》卷期為主，感恩！


一、前言
　　佚名所編，刊行於一八九五年的《劉大將軍平倭戰記》[1]，計二百五十餘頁，共分六集，各部皆單獨成篇，並沒有一個嚴謹的架構。不過，全書以晚清名將劉永福的抗日保臺事跡作為敘事主軸，倒是十分明確的。〈初集〉的內容由「台北失守」揭開序幕[2]，此後，陸續描述劉永福與日軍相持對戰的經過。雖然全書情節雜亂，但戰況描寫無不緊扣著〈四集〉中的「倭奴在台灣戰不能勝，退不可守，屢遭大挫」[3]一語。另一方面，在書文問世之際，臺灣的戰事似未塵埃落定，因此，作者在書尾處「聞劉將軍捷音喜而有說」[4]的心情，仍然是溢於言表的。

　　然而，支撐全書的文字，實是通篇渲染、道聽途說、甚至是荒誕不經的情節。如〈五集〉嘗謂：

本月（閏五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台南劉淵亭大帥與倭兵接仗四次，劉軍敗有一次，亦祇小挫。倭兵連敗三次，其中二十三日一次最為失利，傷有倭艦四艘、陸軍四千。聞劉大帥有水兵三百，能伏水間三晝夜之久，先暗用地雷（按，原文如此）藏諸戰艦之下，使戰艦不能運動，如欲行駛，水雷頓即轟發，故有此傷。至於陸軍，則被生番及黑旗兵用竹箭取勝。相傳箭上均有毒藥，倘或射中，立時斃命云云。

[5]
　　
　　由此觀之，書文不但難以據為實錄，更顯示出作者對於近代戰爭知識的寡陋。而我們也不難理解，此書長期以來鮮被提及、向為研究者所忽視的情況。筆者迄今亦未見過提及本書的相關文獻。不過，臺銀所刊「臺灣文獻叢刊」第五十三種，另收有《劉大將軍臺戰實記》[6]一書，並題名為《臺戰實記》。其弁言謂：「全書雖以劉永福為中心，然所記戰況，皆與當時事實不符；蓋屬小說性質，故改其名曰『臺戰演義』」，又強調：「非謂此書可當史料之用，只在反映當年臺灣民氣之憤激而已」[7]。然而，這一類著作的歷史意義，仍有不少值得待探究的議題。質言之，連它們是否真能直接「反映當年臺灣民氣之憤激」，恐怕也有商榷的餘地。

　　在晚近史學發展的啟發下，我們不妨藉由這類的文本（text）出發，權充作為一窺特定時空集體心態的敲門磚。以Natalie Zemon Davis傑出的研究成果為例，她不因十六、十七世紀法國司法檔案中的赦罪故事，充滿故作感人肺腑的「虛構」(fiction)故事而卻步不前。相反地，她指出這些赦書，絕非片面操作的結果，而是受到敘事文化、信仰、價值觀、社會體系不斷地左右。求赦者內心「真正的」想法，或是案情「真正的」來龍去脈，已非Davis所關心。這些赦書如何形成一個社會所共同接受的版本，也就是集體心態，才是她所關注的焦點。[8]易言之，我們不妨探討究竟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下，可以生產出《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這樣的文本，以及它所反映的歷史議題。

　　再者，歷史人物的形象，也是歷史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反映。作為「民族英雄」劉永福，自不能例外。Barry Schwartz曾以林肯的偉人形象為例，指出一個社會對英雄人物的歷史記憶，是一個「建構的過程」（constructive process），而非「恢復的過程」（retrieval process）。易言之，每一代的美國人，都擁有不同於前代形象的林肯。不過必須強調的是，形象的轉換仍然會受到若干的限制。[9]那麼，劉永福的形象，是否能反映前述Barry Schwartz的所見呢？而今是我們重新審視劉永福的契機，不必再囿限於過去「民族英雄」的譜系，不僅如此，我們不妨反思劉氏形象和時代的聯繫。受限於筆者學識和本文的篇幅，本文不擬全盤討論劉氏英雄形象的建構歷程。不過，《劉大將軍平倭戰記》是刻畫劉氏抗日事蹟的著作中，最早問世者之一。本文的企圖在於嘗試分析其時代脈絡，並略微比較它和後世劉永福英雄形象的差異，祈能拋磚引玉，聊備作未來的議論基礎。

　　其三，劉永福在十九世紀末葉的清帝國，是「庸夫走卒」皆知的名人[10]。那麼，俗民階層對「劉大將軍」的想像，和官方（或上層社會）的認知相比，會否有所差距？對此，我尚無足夠的能力釐清，惟盼藉由《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這類不為上層文士一哂的文本，進行一點討論的嘗試。不過，這並不表示我同意《劉大將軍平倭戰記》可以直接反映底層人民的見解，畢竟得考量當日中國識字律不高的客觀條件。然而，文化傳播的分析，可由「製作」（production）（在此可能係經由中下層文人之手）、「傳播」（dissemination）、「接受」（reception）、「挪用」（appropriation）等途徑來著手。誠如Roger Chartier所指出的，閱聽者並非被動無條件地接受文化生產者的見解，相反地，時常會摻揉入自己的觀點意見。[11]由於材料的限制，想要一窺後者的世界是極其困難的。不過，隨著印刷出版網路的日趨熱絡，小說稗類對晚清中國社會的影響力已經十分可觀，更是當日「最重要的公共想像領域」[12]，未來如能續由此著手，相信可以釐清更多劉永福形象建構歷程的細節。

　　總而言之，解構劉永福的英雄形象，並為劉氏的事蹟重審出一個「客觀公允」的評價，絕非本文企圖。相反地，《劉大將軍平倭戰記》或是其他相關文本背後所依徬的時代脈絡，才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二、作為「抗日英雄」的劉永福
　 　在切入本文的主題前，我們不妨先簡略回顧最近數十年來，中文論述裏對劉永福「抗日」的評價。

　　劉永福（1837～1916），一名義，號淵亭，廣東欽州人，原籍廣西博白縣。[13]自一八八四年清法戰爭後，即以抗法英雄著稱於世，時人目為「當今之人傑」[14]。一八九四年，甲午戰起。未久，清廷聞日本將興兵侵臺，乃遣時任南澳鎮總兵的劉氏入臺幫辦防務。[15]到了一八九五年，臺灣確定割日之際，劉氏仍滯留臺南指揮抗日作戰直至是年十月中旬。和同年六月六日便倉皇而逃的「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嵩相比，劉永福的作為似乎贏得高出甚多的諒解和尊敬。

　　即在晚近的研究論述中，亦能得到前述的印象。如黃秀政於一九九二年的〈劉永福與乙未反割臺運動〉一文中，引用並肯定了廣東士紳羅惇融《割臺記》中「永福守臺南數月，以饟糈並絕而敗，世猶諒之」的觀點。[16]謝佳卿發表於二○○一年的〈臺灣民主國與劉永福〉文中，對劉氏在臺四個月的「守而待援」之作為，大體也抱持著較正面的態度。[17]若我們繼續回顧過去數十年來的論述，不難發現給予劉永福抗日更高評價者絕不在少數。其中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一九三○年代，時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的羅香林，根據劉永福口述資料輯校而成的《劉永福歷史草》[18]，經過數次增訂再版，廣為相關研究者所參考（本文寫作所用本是一九六九年的增訂臺三版）。羅香林強調：「永福抗法禦日為民族精神所寄，今茲《史草》實即吾華民族史一頁也」[19]。

　　由此觀之，我們不宜忽視劉永福身上的「民族英雄」色彩。大致說來，受中華國族主義（nationalism）影響者常將乙未抗日保臺戰役視作甲午戰爭史的一環，而這樣的論述結構也顯示在若干教科書的編寫上。呂思勉所著，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一九四六年版的《復興教科書‧本國史（下）》，便在甲午戰爭的章節中寫道：

約既訂，臺灣人推巡撫唐景嵩為總統，總兵劉永福主軍政，謀自立。旋因撫標兵變，景嵩出走，臺北失陷。永福據臺南苦戰，亦以不敵內渡，臺灣遂亡。

[20]

　　羅香林在他編著的教科書中（一九四六年版），則顯示出更強烈的情緒。羅氏在甲午戰爭史的章節中，別立了「日軍之壓迫與臺灣民主國與劉永福之抗戰」一小節，其中略謂：

……部屬略定，而日軍大至，臺北失守，景嵩潛逃，逢甲義軍亦勝而後敗，唯永福守臺南，分汛水陸，日人數攻而不能下，其總督樺山資紀移書誘永福降，永福嚴詞卻之，義聲震寰宇，而清廷所委沿海各大吏，皆袖手不之助，永福苦戰數月，兵盡矢窮，至九月，亦內渡，而全臺遂為日有。

[21]

　　簡而言之，羅氏強調的是劉永福「義聲震寰宇」，艱苦孤戰。

　　既然，依「中華民族」的立場觀之，劉永福曾為抗日保臺付出巨大貢獻，那麼，在一九四五年臺灣「重歸祖國」之際，劉氏事蹟就不免被視為能拉近兩岸歷史記憶的臍帶。一九四六年，以臺籍人士自居、實際上長年在中國大陸生活的國民黨人丘念台，邀集林獻堂、陳炘等臺灣士紳，籌組「臺灣光復致敬團」。希望藉由臺籍菁英和祖國同胞的接觸，進而「原諒部分地方接收人員的過失」。九月，致敬團抵達西安，準備進行「遙祭黃帝陵」的儀式，西安市民則演劇為這羣臺灣賓客助興。據擔任致敬團顧問的丘念台回憶，這齣戲據說是「表演劉永福抗禦日寇的情節，這是臺灣五十一年前的悲壯史事」。[22]丘念台並未說明這些臺紳觀劇後的反應。然而，這些臺籍菁英能感受到多少「悲壯史事」的情境，其實不無疑問。至少，當吾人閱及連雅堂在《臺灣通史》所說的：「夫以景崧之文、永福之武，竝肩而立，若萃一身，乃不能協守臺灣，人多訾之」[23]時，前後相較，豈能不感矛盾？

　　耐人尋味的是，戰後數十年來，劉永福在臺灣社會的歷史記憶裡，向來佔有一席之地。同時，有心人士更重刊戰前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以推廣並紹述劉氏作為「民族英雄」的事蹟。[24]至於官方的正統觀點，則可由一九六四年國民黨黨史會所刊《中國國民黨與臺灣》，稍窺其見。略謂：

唐景嵩到廈門去了，臺胞推劉永福領導，繼續抵抗日軍。劉永福的黑旗軍雖然很會打仗，但是因為沒有接濟，又沒人力的補充，當日軍四面八方包圍臺南的時候，劉永福驚險逃上一艘外國輪船，也去廈門了。

[25]

　　另一方面（可能是影響最弗遠無界者），從中學始，劉永福已是教科書所灌輸的歷史人物記憶。中學教科書版本眾多，牽涉層面亦廣（如新的學術成果、政治環境、課程篇幅設定），固宜由另文分析。但粗略來看，究竟劉永福的歷史記憶在什麼樣的程度滲入人心，王明珂發表於一九九七年的論述透露出一些有意思的訊息。[26]王氏為了研究臺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針對兩千餘名國一、高二生施測「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調查問卷。在「臺灣歷史人物」的回收結果中，劉永福的知名度（學生答題的出現頻率），固然遠不及鄭成功、蔣中正之輩，但仍不失作為臺灣集體記憶重要一部份的地位。另一方面，就資料看來，高二生對劉永福的記憶，顯然高於國一生。若這樣的情況，係反映高二生「社會化」的結果，易言之，是社會和學校教導他們「重要過去」後的結果，則其中意涵就值得我們思考了。

　　惟縱使劉永福的事蹟，在中國國族主義者的心目中，如何「義聲震寰宇」，但不可否認的，在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九日日軍兵臨臺南城下之際，劉氏並未抗戰到底，反而驚險地（或狼狽地）內渡逃亡廈門，終究為這個傳奇故事劃下不甚完美的句點。無怪乎歷來間有對劉氏語多批評者。例如，黃昭堂於一九七○年代寫就的《台灣民主國の研究：台灣獨立運動史の一斷章》[27]、吳密察於一九九九年的〈乙未之役中的劉永福〉[28]論述中，均本於臺灣主體意識，對劉永福的措置語多批評，直言劉氏表現和唐景嵩實為一丘之駱。如黃昭堂謂：

但根據戰史來看，那是對劉永福過高的評價（按：可指前述各種對劉永福正面的評價）。劉永福本身在台灣的抗日戰中，並未曾與日本軍交過一戰。劉永福之所以得在南部保持安泰，乃是有中部的抵抗使然，這樣的評價莫如較為正確。

[29]

　　固然，這樣的斷語有其道理和事實依據，惟不容忽視的是，此論點實際上頗受思痛子《臺海思慟錄》觀點的影響[30]。而思痛子以臺人身份強調切身的悲痛，和廣東士紳羅惇融以旁觀的角度認為「永福守臺南數月，以饟糈並絕而敗，世猶諒之」[31]，兩者相較，我們不宜忽略兩種不同材料所反映的不同社會意涵。

　　事實上，不僅強調臺灣主體意識者如黃、吳二氏會有所對劉永福的訾議，即使在強調劉永福「民族英雄」、「愛國將領」地位的當代中國大陸亦間有之。例如一九六○年代，廣西學界便有劉氏的「評價」爭議，除去所謂「階級鬥爭的變節者」姑且不談，尚有「最關鍵時刻，表現動搖、妥協，喪失了民族氣節」的爭議[32]。但無疑的，在當代中國大陸，劉永福的「民族英雄」地位、在「反侵略鬥爭」中的功績，仍然相當顯著。[33]畢竟，一個社會對特定歷史人物的「評價」，難以完全口徑一致。不論在臺灣、或中國大陸，都不會只有一種版本的劉永福英雄形象（或批判）。但是，任何「評價」都可能深受其時代脈絡的影響，後者即是本文感興趣的地方。

三、《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書文
　　在檢視《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書文前，釐清作者背景是一件必要的程序。可惜的是，此書作者的確切身份，還有待進一步的考證。因此，我僅作點粗淺的討論。首先，是書〈初集〉略謂：

昨日友人從赤崁前來申行，裝備甫卸，余即詢問臺倭戰況誰勝誰負。遠隔重洋未知的確真情，甚為悶鬱。連日閱誦新聞報言言可據，稍慰我心，未卜果如所言否。友人即從匣中取出手牘一捲，計百餘頁。云臺地開戰以來，均筆之於此。或目覩，或道聽塗說，一一詳載。

[34]

　　由此觀之，作者當不外為一八九五年當日關心臺灣戰事，「遠隔重洋」的中國大陸人士。然而，其敘事所本似乎又不離道聽途說而已。無怪乎全書共分六集，但敘事十分地雜亂無章，諸篇間亦無緊密的結構。〈初集〉還提及了：

特先刻一半，以慰薄海人民之望，但友人隨見隨文筆之於書。我輩武人也，筆墨一道本疏，故此其中未分次序，急以開印，並未請文人博士裁削。

[35]

　　該書〈三集〉內的書文則提及：

客有自臺南劉淵帥幕下來者，問之，陳其姓，允謀其名，言及臺事，至詳且盡。……客言戰事始末，約萬於言，詳載如後，茲時撮其大要，為閱者先入之導......

[36]

　　觀其前後文，不難發現本書並非在一時一地所完成。〈初集〉的序幕，由「十三日，台北內亂，唐總統棄城而走。民兵紛擾，擄掠財物、姦淫婦女，將總署火藥局燒燬」開始，作者聲稱這場混亂「係淮軍等受倭奴之賄，囑裏應外合」[37]所致。幸有鎮守臺南的劉永福，雖聞臺北失守警傳日至，仍舊「屹不為動」[38]。不過，書文的時間感十分地錯亂，大部分的書文都以「某日」取代了具體的時間。又如頁十出現了劉氏在澎湖督戰「倭艦被炮轟燬四只，擒獲四只」[39]，而同頁的一旁，敘述的竟然是差距將近三個月的新竹一帶之戰役。總而言之，《劉大將軍平倭戰記》書文的情節，大多經不起驗證。然而，作者「還我基隆臺北，長驅直搗倭京，直俘倭王，雪我中朝之恥」[40]的願望，確是十分明朗的。

　　那麼，《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問世，既然是由於隔海觀戰人士的殷切盼望而得以付梓刊行，若其書文充塞渲染誇飾也就不令人訝異了。它的後續篇幅，大體係敘述日軍登陸臺灣後的諸役戰況，並渲染劉永福麾下軍馬的赫赫戰功，以及各路豪傑好漢、巾幗英雄（書文內確有若干女性角色）同心戳力抵禦敵寇的場景[41]。不過，讀者不能指望讀到這場戰役的結局。即使在接近尾聲的〈第六集〉，書文仍不外乎敘述劉永福如何地指揮若定、「風鶴不驚」[42]。事實上，本書最後具體的事件描寫，是「倭人近日在大科崁地方大敗，遂遷怒於台民，火燒大科崁民房，始向竹塹及台北府兩處逃竄，路遇台民悉數戕殺……」[43]。大科崁一帶的戰役，約莫在一八九五年的七月中旬左右爆發[44]，這很可能就是《劉大將軍平倭戰記》寫作時間的下限。作者就在這樣的文字中，引盼著他認為「本領實有大過人處」[45]的劉大將軍旗開得勝。

　　另一方面，《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書文「隨見隨文筆之於書」，又「急以開印」所顯示出的即時性，同樣也值得我們注意。這可能反映了甲午戰爭期間，由於鉛印、石印技術的發達，已有許多書籍詳載戰爭局勢，且在戰火尚未停熄前便陸續刊行發售的時代背景。對中國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況。因為無論在鴉片戰爭抑或是清法戰爭期間，僅僅存在散見的筆記或文集，流傳程度不高，且多半在戰爭結束後甚久才得以付梓問世。[46]《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作者，卻能夠隨著戰事發展，一邊落紙成書，著實反映了甲午戰爭前後中國傳播發展的新歷史進程。

　　至於這一類吹捧劉大將軍顯赫戰功的故事，會否在劉氏兵敗後繼續流傳坊間呢？當是一件頗值玩味的事。差不多在同時（可能稍晚）成書的《劉大將軍臺戰實記》，可能透露出一點線索。和前述的《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相較，兩書在若干處出現雷同的用字和情節[47]，令人懷疑他們有若干相同的道聽途說材料。惟《劉大將軍臺戰實記》的書文體例，顯得稍具條理，這是它日後歷經修訂和重刊的結果，非《劉大將軍平倭戰記》「未請文人博士裁削」的散漫無章可以相比。即使如此，《劉大將軍臺戰實記》同樣無隻字片語提及戰役結果，書尾仍有「不出一月，滅倭必矣」[48]的囈語。無怪乎此書亦不能免於「史料價值不高」的批評。《劉大將軍臺戰實記》的原著者「枕流齋主人」，曾經辯駁「或以此書語近荒誕，不足入高明之目者」一類可能的批評。他宣稱書著的價值，在於它的社會作用，略謂：

所以有益於今人，流傳於後世，皆可筆於書以為不朽也。此書如謂言事不實，則史記數萬言，果無一字一句而不謬者？……蓋作者假此發言，以慰人心，讀者當以與才子書聊供閒間解悶之書，可驅睡魔……

[49]

　　不僅如此，在本書一八九八年重訂本才添入的〈例言〉中，尚且宣稱讀本書「當以劉公報國之志為全書之大義」[50]，考量到此時距離劉永福敗戰內渡、臺灣割讓日本塵埃落定已有一段時間，這樣的論調自然令我們玩味再三。此外，在一八九五年間，還有一部《劉大將軍平倭百戰百勝圖說》[51]。此書編有章回圖目，書文也稍具條理。然而，和《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相比，同樣出現了若干雷同的文句。[52]由此可見，這一類劉永福傳奇的流傳廣度，的確不容置疑。

　　不論是《劉大將軍平倭戰記》、《劉大將軍臺戰實記》、抑或是《劉大將軍平倭百戰百勝圖說》，皆無敘述劉永福兵敗的結局。但稍晚在一九○○年所刊，流通更廣，由洪興全所著的《中東大戰演義》[53]，便花上不少篇幅敘述劉永福抗日的首尾始末了。《中東大戰演義》以章回小說體，刻畫清日甲午戰爭的故事。劉永福大約在第七回中首次粉墨登場，全書在第二十二回〈割台疆土土人拒倭生變 還東省俄國仗義執言〉開始，將敘事主軸轉移到臺灣。特別在第二十三回〈舉民主唐總統接印 聯生番劉大帥督軍〉到近尾聲的第三十三回〈談仕途劉將軍喜歸坷里 息烽火大清主樂享太平〉之間，劉永福可以說都是故事中吃重的角色。洪興全為劉永福的矢窮內渡刻畫了一個戲劇性情節，在第三十一回〈猛將軍積勞成病 賢夫人勸主還鄉〉中，描述劉夫人勸劉永福儘早脫離戰場，逃回中國大陸，而劉永福在猶豫之間道：「如我卸任而去，人必以我為怯敵，獨不怕名臭萬年乎？」經過劉夫人一番勸說後，劉永福總算同意「今日鎮守台南，實非出於君命，不過見眾心之誠，故力保此土，以副民望耳」，而今「勢窮力竭，縱能堅守，亦難有為」，準備棄守而回故里。其情如下：

各紳士皆有依依不捨之情，然見劉帥決意返里，不敢強留，台南之民，於劉帥去日，各皆送行，各紳士亦親臨執盞餞別。乍聽驪歌，悲難下嚥，直飲至魚更三躍，劉帥皆同夫人公子輩方起程。紳士送了一程，又復一程，直送至卅於里。劉大帥志在優游林下，歸心似箭，且恐倭人截路相攻，故一路青山綠水，無心玩賞，惟有急趕途程而已。

[54]

　　觀諸相關資料，劉永福驚險逃出臺南防地，實際上困窘至甚，又是在臺南人心震動之際摸夜潛行[55]，絕無可能出現前述的動人情節。然而，洪興全的飾筆，的確為了這個不完美的英雄故事，刻畫出一個較相稱的收尾。

　　無疑的，描述劉永福事蹟的文本，並不僅限於前述所論。例如羅香林嘗嘆：「有一最遺憾者，即迄今未見《黑旗戰記》，及《劉永福援臺記》是也。《黑旗戰記》為光緒間坊間所常見書，人以其類似小說，不甚留存，故今日鮮見。編者嘗遍訪各書肆，皆不可得」[56]。臺紳連橫另外見過上海所刊之《劉永福守臺南》，認為係「道聽塗說，且雜神怪，未足以語於著作之林也」[57]。可是，這類看來難登雅言之堂的故事，流傳還不僅如此。無獨有偶，一九三四年時的魯迅，在寫某譯著的附記時便提及：

還記得中日戰爭時，我在鄉間也常見遊手好閒的名人，每晚從茶店回來，對著女人小孩們大講些什麼劉大將軍擺「夜壺陣」的怪話，大家都聽得眉飛色舞，真該和拔司珂（Vasco）的人們同聲一嘆。

[58]

　　自然，任何態度嚴謹的讀者，都不會對這些「劉大將軍」的傳奇故事，無保留地信以為真。但是，由此我們不難認識到，自臺灣乙未戰役軍興，於一海之隔的中國內地，同時流傳著劉永福英勇抗擊日軍的故事。其深植人心之效，即使在劉永福已淪為敗軍之將，也沒有褪色太多。因此，《劉大將軍平倭戰記》所表現出的敘事特點，並非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和其他文本共享著相同的社會文化情境（context）。而《劉大將軍平倭戰記》書文的雜亂無章，顯示出來的是未經裁削修飾的結果。這一特點，實有助於我們管窺一八九五年時，中國大陸隔海觀戰人士盼望劉大將軍「以籌策勝」[59]、「禁禱祈求馨香祝之」[60]的心情。

四、《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歷史意義
　　如前所述，在臺灣戰雲密佈的同時，中國大陸也流傳著劉永福英勇抗擊日軍的故事。當時美籍《華北捷報》記者James W. Davidson便注意到了一幅〈劉大將軍擒獲倭督樺山斬首全圖〉，而其上文案正是「寓臺觀戰人」根據「廈門各商號來信」所作。[61]無獨有偶，當日積極主戰、反對割臺的「清流派」官員余聯浣，同樣也根據「廈門商人私信」，向朝廷奏報劉永福戰無不勝的消息。[62]

　　無疑的，《馬關條約》中規定的臺灣割日，係當日中國有識者所難以忍受。[63]審覽各種拒日保臺的計策（或幻想），若寄託希望於曾經抗擊法軍的劉永福身上，應不致令人訝異。《劉大將軍平倭戰記》所聲稱的「刻下普天人民，引領跤望我劉大將軍剿平倭寇」[64]，自是這種氣氛的一種反映，說明了時人如何殷切盼望黑旗將軍獲勝的心情。這一種情緒，也出現在甲午戰役前間翰詹科道的「清議」中，他們屢議遣軍直搗日本。有意思的是，當日主戰派的奏章，充斥圍魏救趙、伐楚救江的策略，尤以飭令劉永福酌帶兵船、統領舊部直搗日本為然。[65]朝政主事者自未便採行這種異想天開的策略，但這一類想法實際上是深植人心的。這種情形卻說明了不論《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著者，抑或是為數不少的上層士大夫，同樣都生活在一個將劉永福神化的社會文化情境。

　　另一方面，在甲午戰爭前後的期間，縱使中國人士已經接受歐美船堅砲利的現實，卻一時驟難接受日本的挑戰。例如奔走反對割臺的士人易順鼎，在比較咸同以降的諸涉外事件後，竟然認定英法俄諸國只求通商而非領土，而日本絕不比歐人更強悍，因此聲稱日本苛刻的要求不過「虛聲恫嚇，肆意要求」[66]而已。甚至，坊間亦有「日本求臺灣，中國割臺灣，日本攻臺灣，劉公守臺灣以拒日本，滅日本以歸臺灣，合臺灣日本以王劉氏，以拱衛我中國，雖有他國，不敢侵擾，中國億萬年基於此矣」[67]的說法。不過，隨著戰局日益維艱，《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作者逐漸明瞭到情勢的困難。他論道，劉永福的黑旗軍雖曾屢挫「歐洲望國承拿破崙第一餘風，素以兵威鎮於殊俗」的法國，然而這畢竟是「法兵泛海遠涉，數既無多，加以彼國有事，急欲舍戰言和。大帥遂益用間出奇，屢勝大敵」所致。而今，「日本一島國地狹人少，餉絀兵單，固為中國所視為無足介意」。然而，牙山開戰後，日軍奇襲屢勝，「乘議和之隙，亦存挾制，強索台灣交割。以後自謂兵力可恃，取之易如拾芥」[68]。雖幸有「熟知應變」的劉永福，「能百出其計以制哉」[69]。但作者強調，由於孤立無援，故「所遇之敵，與法異。大帥苦戰之功，亦與在越南異」。因此，和艱苦孤戰的劉大將軍相比，作者厲言道：「彼貪生辱國之衛汝貴、丁汝昌輩，不誠遺臭萬年哉？」[70]

　　承緒這個氣氛，《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書文，賦予黑旗軍一層悲壯的色彩：

中國交兵以來，從未有如黑旗兵之耐戰者。今者孤軍駐守，力保危疆，援絕兵單，死生呼吸。其存亡危及更非法越可比。而將軍老而彌壯，以數千孤憤之軍當數萬新來之眾……較之漢之李少卿、唐之張睢陽、宋之岳少保所處不同，而其艱難困苦百折不回之志則無不同。

[71]

　　不過，戰場上的若干真實情況，自是這一類宣傳性質濃厚的文字，所必然省略的。而這些情況，都無可避免使所謂「全台百姓及生番人等，聯絡一氣，皆顧效劉淵亭軍門之馳驅」[72]之類的語彙，都流於空泛。因為縱使當時臺灣社會恐慌於政權改隸，但居民未必就有喋血抗敵的決心。自日軍登陸澳底以降，臺人聚落時有整城整村迎降者，甚至還有同時備妥「大日本善良民」、「歡迎義勇軍」旗幟，視情況反覆更換，苟且求生的情況。[73]這些現象，當是《劉大將軍平倭戰記》所未便提及的。何況乎當日局面之混亂，更不僅限如此，否則臺紳思痛子也不會嘆道「紳民視官兵如仇敵，助倭殺戮」[74]了。

　　不過，現實固難盡如人願，時人心中自有理想的範型。曾在戰時參與彰化籌防的地方士紳吳德功，雖然面對現實終成為日本順民[75]，卻依舊以憐憫的筆調，悼念在八卦山戰死的吳彭年（吳彭年原為劉永福幕賓，掌文書機要），謂：「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此？宜乎英靈不泯也」，憶述吳軍所部受「城內外人民蒸飯到營，供給三餐」的擁護[76]。追思之意，溢於言表。然而，和臺紳吳德功悼念吳彭年的動人筆觸相比，即使在一九○○年方才刊行的《中東大戰演義》，都無隻字片語提及吳彭年的事蹟。考量到後者花上了不少篇幅，刻畫劉永福坐鎮臺戰的事蹟[77]，這可能反映了對大多數隔海觀戰的中國大陸人士來說，吳彭年僅是劉永福麾下部將，就不免被「劉大將軍」和「黑旗軍」的赫赫聲名所淹沒和化約，遑論其他為數更眾卻名不經傳的臺民。「劉永福」作為一名詞，似乎就逐漸地主導後人對這一段歷史的記憶。

　　而《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寫作，既是立基在將劉永福神化的社會情境中，就不能忽略時人對於這種現象的反應。劉氏作為抗法名將，「前在滇、粵與洋人接仗，威聲頗著」，業經朝旨揭示。[78]不過，自越南清法戰爭始，歷與劉永福共事，時任臺灣巡撫的唐景嵩，卻不作如是想，甚至有意調走劉永福所部。為此，關切臺事的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之洞，曾經寫信勸唐謂：

劉鎮永福此時自不便調；其人雖有偏處、短處，究系曾經百戰之將，較之尋常提鎮之未見戰陣、習氣太深者，勝之遠矣。且素有虛聲，藉以定民心、壯士氣。且此時事機緊急，切望略其所短，曲意聯絡，優加鼓舞，當能為公效臂指之力。其人吝嗇而重利，此病甚易治；公長於馭將，籠絡一劉永福何難哉！渠此次係幫辦，公似宜稍予以面子，彼便顛倒奔走矣。

[79]

　　不論張之洞係為安撫唐而發此言，抑或是對劉的評價確有所保留，都不得不承認劉氏「素有虛聲」，可「藉以定民心、壯士氣」。無怪乎張之洞不僅先後對人挖苦劉氏「成則鄭延平，不成田橫耳」[80]，也未認真看待旁人對劉永福人格特質的批評。

　　主戰派士人易順鼎，正對臺防憂心如擣之際，對劉永福是否能勝此大任，也感到懷疑。他認為：

蓋其人有所長，亦有所短：不貪財、不好色，忠勇樸厚，與士卒同甘苦，是其長也；不能用財，有恩無威、多疑少斷，是其短也；老謀深算，持重養威，是其所長者也；大略雄才，赴湯蹈火，是其所短者也。今日之事，非有大略雄才而又能赴湯蹈火者必不勝任。劉本非能死之人，其富貴功名之願已遂、室家妻子之戀難忘，則先有不欲死之心；臺灣為奉旨交割之地、幫辦為奉旨內渡之員，則又處不必死之地；余窺見隱衷久矣。

[81]

　　質言之，易氏認為這位由草莽出身的劉永福，論才能不足，遑論願意拋棄功名富貴。他還論道：　　

以余所聞所見，其子弟族人、左右近習、官親幕友，無一非目不識丁之徙；以目不識丁之徒而欲其不好利也，蓋亦難矣！方劉在臺南，倭不知其深淺、中國亦不知其深淺，滬上坊賈影射小說演義所載牛鬼蛇神之事以相附會，作為《劉大將軍平倭記》，圖畫其形狀、戰績，風行海內，荒唐不經；雖窮鄉僻壤女子小兒，無不知有劉永福之忠義者。實則出於市人射利所為耳。

[82]

　　易順鼎提及的「劉大將軍平倭記」，是否就是本文討論的《劉大將軍平倭戰記》，實難以斷定。不過，《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確是很能符合「圖畫其形狀、戰績」、「荒唐不經」的批評。總而言之，易氏注意到了「滬上坊賈影射小說演義所載牛鬼蛇神之事以相附會」、「雖窮鄉僻壤女子小兒，無不知有劉永福之忠義者」。然而，這絕非他所認為的「出於市人射利所為」，便足以造就。有意思的是，易順鼎還認為：

劉實無鄭成功之才，亦無田橫之志。倭不攻臺南則已；一攻臺南，劉必不肯死戰。與其坐待劉敗，損劉之望，而中國更增一大辱；不如先召劉回，全劉之名，而中國尚留一將才。

[83]

　　由此可見，即使易氏對劉的「虛聲」感到不以為然，卻仍舊認為不宜輕易破壞這個中國人心所繫的意象。

　　《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書文，反映的自是這種中國人心所繫的意象。然而，劉氏兵敗棄守臺南，沒有讓易順鼎擔心的「與其坐待劉敗，損劉之望，而中國更增一大辱」一語成讖。相反地，據說當劉永福逃歸廈門，安抵漳州後，適逢街市戒嚴，閘門有兵扼守，初不准一行人進入。惟同行的屈臣氏華經理凌竹簫（筱？）告曰：「來者為當今英雄打洋人之劉欽差」後，兵目急啟關放進，並且奔報鎮道府各官衙，各官皆衣冠來謁。[84]旁諸證以當日其他詩文，這樣的故事並不突兀。如楊文藻〈聞劉淵亭軍門台南內渡〉謂「誓死睢陽志，將軍百戰酣」、「難鳴孤掌忿，風雨悼台南」[85]，楊文萃〈聞劉淵亭軍門內渡〉謂「畢竟天亡非戰罪，幾回擊擑淚滂沱」[86]，符天佑〈寄懷劉淵亭軍門〉謂「孤城無援計終窮，拔隊歸來氣亦雄。猶領殘兵八百騎，勝他夜半走江東」[87]等等，這些詩文表現出來的印象，就如同廣東士紳羅惇融所謂「永福守臺南數月，以饟糈並絕而敗，世猶諒之」[88]的觀點。易言之，中國時人似乎沒有苛責劉永福棄兵拋甲的窘狀，更未視作是「中國更增一大辱」的情況。

五、英雄形象的轉折和分歧
　　我以為，正由於劉永福本人也深感前述「世猶諒之」的氣氛，因此，劉氏晚年才不免顯出津津樂道這一段往事的態度。這一點，由羅香林所輯校的《劉永福歷史草》稍可見之。此書不失為具有劉永福回憶錄性質的文本，若為劉氏飾過並不令人訝異。但劉氏自述下的驚險逃亡經過，細節之豐富、情節之扣人心弦，絕不同於尋常敗軍之將的忌諱莫深。[89]當日參與「臺灣民主國」運動的諸要員，逃亡內渡後還有機會留下這一類自述文字者，並不算多見。即有，亦可能語焉不詳。如曾任職民主國「承宣布政總理衙門」的俞明震，在《臺灣八日記》中回憶脫險經過，卻只得以「因事太不堪，且非兵事所繫，不忍詳記」[90]作結尾。不僅篇幅有別，語氣更是殊異。兩相對照，其實不難體會他們對身後「歷史評價」自信的差距。

　　若將這種情況，和同時代的若干西文資料相比較，相信更能彰顯此一議題。如英籍探險家W. A. Pickering，返國後作於一八九八年，距臺灣割日未久的Pioneering in Formosa一書，介紹劉永福係「來自東京（今越南河內）邊界的著名黑旗軍戰士」之領袖。Pickering認為劉永福是「臺灣民主國」成立的主事者，卻不知有唐景崧，顯見他所掌握的資訊並不充足。但無論如何，Pickering譏笑劉氏戰敗後「匆匆忙忙化妝成女人抱著小孩逃跑」[91]的語氣，和前述《劉永福歷史草》展現出來的印象相對照，差距不可不謂明顯。又，美籍記者James W. Davidson一九○三年的The Island of Formosa一書中，也介紹劉係「著名的海盜和黑旗軍領袖」[92]，但又不免充滿揶揄挖苦的意味，如描述八月初旬尖筆山附近的戰鬥時，Davidson寫道「根據此間消息，華軍包含了三千名劉永福的『無敵』正規軍，和一千名志願軍」[93]。質言之，當日西方觀察家，固然也同意劉永福是知名人物，但畢竟不同於中國人倚為長城盼其威震四方的心情。

　　由此可見，劉永福的形象，和中國「人心所繫」實有直接關係，若剝離了這一層脈絡，也就不免大打折扣了。那麼，劉永福的抗日形象，是否會繼續因時變化，就如同Barry Schwartz說的英雄人物之記憶，是一個「建構的過程」呢？由於我還缺乏足夠的佐證，尚不能做出很好的論述。但本文仍擬提出一些粗淺看法。無庸置疑的，《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書文描寫，或是易順鼎所謂「窮鄉僻壤女子小兒，無不知有劉永福之忠義」的情況，並不等同於近代國族主義的標準。畢竟，無寧說它們是符合傳統「中華之民不服夷狄之治」思想灌輸[94]、或是傳統語彙中的憂國憂民感懷、抑或是坊間「牛鬼蛇神之事以相附會」的劉大將軍形象。不僅如此，晚清中國的社會，是否有充足的條件形塑一個近代意義的集體記憶，自仍有不少待商榷的餘地。然而，這類文本形塑的氣氛，會逐漸地影響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論述，仍是不無可能。至少，將它們和日後方才出現的劉永福「民族英雄」形象相比較，也是饒富興味的。如革命黨人元老李仙根，於一九三八年時寫道：

總理孫先生嘗曰：余少時即欽慕我國民族英雄黑旗劉永福，及鎮南關一役未事之先，念劉黑旗故旅散卒猶有存者。因遣吾黨潛招之，使為我助，或收腕臂指爪之效。斯語也，楚人田君梓琴亦曾於《太平雜誌》言之。

[95]

　　我們對於這段文字適切的詮釋，並非毫無保留地相信孫文「少時即欽慕我國民族英雄黑旗劉永福」（即使是很有可能的）。而是隨著民國肇建、以及近代中國國族主義的昂揚，劉永福似乎不再是過去「報答君父之隆恩」、「保境安民」的劉大將軍。「民族英雄」語彙，逐漸成為最常見的形容詞。尤其一九三○年代後，中國在國運如絲、危急存亡之際，自會刺激時人紹述劉永福抵禦外侮的事蹟。[96]

　　果如此，同樣是在一九三○年代著手整理劉永福事蹟的羅香林，應該也無法自外於此一時代潮流了。甚至，羅氏認為劉永福在越南的事蹟，還可以印證「當日外交與國民行動之相互關係」[97]，顯而易見的是套用新時代的語彙。至於臺戰，羅香林強調的是「永福獨自在臺南抗日」，「未嘗無可歌可泣之戰役」[98]！又謂：

永福守臺南，兵單饟薄，內外無援，其不能堅持到底，無可議也。光緒二十一年八月梢，擬落日船議和事，雖為英領事所建議，然永福實頗頷之；其後雖以劉崇義之勸阻，幸未成行。然自是，永福遂為好議者之口實，如許贊堃所撰《窺園先生（許南英）詩傳》所述永福「致書日軍求和」事，是其例也！

[99]

　　文中提及的許贊堃，係曾經「襄助劉永福餉事」[100]的臺紳許南英之子。讓羅香林感到不以為然的，當是《窺園先生詩傳》中「八月，嘉義失守，劉永福不願死戰，致書日軍求和，且令台南解嚴；先生只得聽命」[101]一語。

　　然而，羅香林雖責許贊堃為「好議者」，卻不能說明背後的緣故。因為，粗淺看來，這並非孤立的現象。原本，劉永福既作為清帝國內部有聲威的將領，其名聲所及在臺灣自不例外。因此，臺紳洪棄生回憶「幫辦大臣劉永福守臺南，尤民望所歸。自安平至旗後各港，重重布置，百姓咸恃以無恐」[102]，似乎可見臺灣紳民倚為長城的心情。然而，一旦劉永福矢窮內渡，就不僅僅「好議者」許贊堃訾其「不願死戰」了。思痛子甚至批評「永福坐擁厚兵重饟，恃中路之戰勝而安享承平」，軍紀又不佳[103]，接著自問這位原本「庸夫走卒」皆知的劉大將軍，「何前後勇怯判若兩人耶」？思痛子於是語帶譏諷憤慨地寫道：

比有人來自越南，述劉公雄據十餘郡，常與法虜為難，去冬虜大創，議款而退；於是益服劉將軍之以智自免。向嘗疑床頭捉刀者，或虎賁貌似中郎耳。今質之所聞，則夫英雄機鑑，殆非愚儒所能窺其際者已！

[104]

　　可見，思痛子不僅責怪劉永福「不死守」，尚且幾乎連帶否定了劉永福前在越南的功績。連橫《臺灣通史‧唐劉列傳》的書文，可以說明何以前述二位臺紳對於劉永福語多訾議。連橫謂：「夫以景崧之文、永福之武，並肩而立，若萃一身，乃不能協守臺灣，人多訾之」[105]，雖然，連氏仍以諒解的語氣論「顧此不足為二人咎也。夫事必先推其始因，而後可驗其終果。臺灣海中孤島，憑恃天險；一旦援絕，坐困愁城，非有海軍之力，不足以言圖存也」[106]，但仍不免在〈吳彭年列傳〉中嘆道：

如彭年者，豈非所謂義士也哉？見危授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以薄雲漢而光日月。夫彭年一書生耳，唐、劉之輩苟能如其所為，則彭年死可無憾。而彭年乃獨死也！吾望八卦山上，猶見短衣匹馬之少年，提刀向天而笑也。烏乎壯矣！

[107]

　　由此觀之，這幾位臺紳並非否認乙未年「未嘗無可歌可泣之戰役」，但他們感懷的對象就顯非劉永福了。相較於一八九五年後，中國大陸還流通不少敘述劉永福事蹟的文本，臺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間的情況，我暫不敢驟下定論，應待來日更進一步的研究為宜。不過，我認為這些臺紳值此政權鼎革的莫大衝擊，尚且又有許多身家財產的顧慮，理應無暇思考劉永福能否「解中國千古之恨」才是，而這正是《劉大將軍平倭戰記》最為關心的目標之一。再加上作為朝廷棄民的憤恨感，就不免把劉永福的內渡，等同於其它撒手脫身的清帝國疆吏了。

　　無庸置疑的，絕非僅有憤恨的臺紳會發出對劉永福的訾議。例如一九一四年始修纂，歷十餘年方輾轉付梓問世的《清史稿》，對於劉永福的抗法事蹟雖然語多推崇，不過卻認為「及其渡臺，已多暮氣」，復嘆「此不僅一隅之失也，惜哉！」[108]然而，究其實際，和臺紳「人多訾之」的憤恨情緒相比，這羣滿清遺老更多的是蘊意無奈的嘆息。不過，雖然大部分的中國人士，可能對劉永福抱以「世猶諒之」的態度，但劉氏畢竟步了唐景嵩後塵，失陷前夕並未抗戰到底，終究無法避免部分人士的訾議（或惋惜）。曾樸作於一九○七年，迄一九二八年仍有所修訂的近代中國著名小說《孽海花》，就借了眾人議論紛紛之口，生動地刻畫眾人對劉永福抗日的不同評價。最後，曾樸假「離開臺灣還不甚久」的「肇廷」總結說：

所以據愚見看來，對於劉永福，我們不必給他捧場，也不忍加以攻擊，我們認為他是個有志未成的老將罷了。我現在要講的，是臺灣民族的一部慘史。雖然後來依然葬送在一班無恥的土人手裏，然內中卻出了幾個為種族犧牲死抗強權的志士。

[109]

　　無論如何，隨著時間流逝，中國人士議論劉永福的評價時，逐漸離不開「民族」的語彙。然而，同時代的臺灣，是否能連結這個近代中國國族主義話語的情境，其實是不無疑問的。這一部分，同樣也應留待他日再作詳討了。

六、結論
　　《劉大將軍平倭戰記》作為一個文本，反映的是一八九五年間，中國人心所繫的意象。

　　一八八四年清法戰爭後，劉永福的抗法事蹟，可以說已經深入民間。雖「庸夫走卒」、「窮鄉僻壤女子小兒」無不知之，間亦有不少飽讀經史的士大夫也深以為然。無怪乎到了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期間，雖然清師連遭敗績，但時人對入臺「幫辦防務」作鎮臺南的劉大將軍倚為長城，即臺灣居民亦然。尤其是當日不少隔海觀戰，「未知的確真情」的中國大陸人士，更是如此，他們盼望劉大將軍拒日保臺，甚至一解「中國千古之恨」。於是，《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這一類的書文，就在撿拾道聽途說之詞，未經適當修飾裁削的情況下倉促問世了。
面對這種情況，即使是對劉氏聲名不以為然的士人如張之洞、易順鼎之輩，同樣不願意破壞這個中國人心所繫的意象。因此，可以說《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這一類書文並非出自稗官小說家的特異言論，亦非單單「出於市人射利所為」，實際上是深植於當日中國的歷史脈絡中。然而，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九日臺南失守前夕，劉永福拋棄麾下軍士，驚險地搭船內渡後，一時之間，臺灣士紳「人多訾之」。相反地，大多數的中國大陸人士，卻依舊恤其「守臺南數月，以饟糈並絕而敗，世猶諒之」。兩相對照，不無令人省思之處。

　　至於一九二○年代後，中國人心對劉永福的看法，是本文缺乏處理的部分，未來應由另文來檢討。特別是此時現代中國的國族主義日漸激昂，再加上一九三○年代後反日情緒的逐漸高漲，都勢必使得這位曾經和日軍對陣數月之久的劉永福，其形象產生若干變化。同時，劉永福也成為歷史教科書裡的重要名詞，但無庸置疑的，勢必要省略去鄉野坊間曾經盛極一時的「計焚倭艦」[110]、「報公仇油中煎倭督」[111]、或是大擺「夜壺陣」的「怪話」了。

　　由此觀之，探討劉永福的抗日形象，宜從《劉大將軍平倭戰記》一類的文本開始著手，釐清由鄉野坊間的傳奇人物，發展到教科書裡「民族英雄」意象的歷史進程。在當代的臺灣社會，可能還會有人想問，這是誰的想像，如何想像？正如Partha Chatterjee曾質疑的，西方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對殖民地人民國族想像空間的限制[112]。對一個晚近汲汲於強調歷史「主體性」的社會來說，不免就有人重提百餘年前臺灣士紳對劉永福「人多訾之」的情緒。例如，吳密察嘗質疑道：

但是近百年來，到底我們是不是讀取了先人所欲「急急表襮」的多數「無名無功」的「英毅之軀」，而不是去紀念將為「吳湯興、徐驤所笑」、「糜帑十餘萬僅報一軍之成」、「夙負盛名而一籌莫展，致樹白旗以降者」。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丘逢甲、劉永福之名俱載教科書中，而頭份人識徐驤否？苗栗人識吳湯興否？更遑論林崑岡，甚至多數無名者矣！

[113]

　　但無論如何，我以為毋論後世議者，心目中對於特定歷史人物的「評價」為何，都不應忽視不同版本的歷史記憶間，背後深邃的歷史脈絡。這一點，同樣也是值得我們關心和反省的。

附表：劉永福拒日保臺小說知見表*

	著作年代	著者署名	章回	傳世狀況
《劉大將軍平倭戰記》	1895	佚名	無	文海書局1975影印版
《劉大將軍臺戰戰記》	1895 1898重訂	枕流齋主人原著 孟吾居士修訂	舊本無 重訂本有	廣文書局1976影印版 臺銀文獻叢刊53種作《臺戰演義》
《劉大將軍平倭百戰百勝圖說》	1895	藜床舊主	有	書文見《明清小說研究》23（1992）「稀見小說選載」。
《劉永福守臺南》	1895**	未詳	未詳	佚。連橫《雅言》提及。
《劉永福援臺記》	1895~1908**	未詳	未詳	佚。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提及。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推測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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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臺北：文海，1975影印版）。
2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3。
3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85。
4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242。
5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132。
6 我所用本為：枕流齋主人原著，孟吾居士修訂，《劉大將軍臺戰實記》（臺北：廣文，1976影印版），係據光緒戊戌本（1898）影印。臺灣文獻叢刊本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戰演義》（臺北：臺灣銀行，1959）。兩本相較，後者在內容上似乎有所刪節，故本文寫作從廣文影印本。
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戰演義》，〈弁言〉，頁1-2。
8 參閱Natalie Zemon Davis著、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臺北：麥田，2001）。
9 參閱Barry Schwartz, “The Reconstruction of Abraham Lincoln”, in David Middleton & Derek Edwards , ed. Collective Remembering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0).
10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臺北：臺灣銀行，1959），頁17。
11 Roger Chartier, “Culture as Appropriation: Popular Cultural Uses in Early Modern France” in Steven L. Kaplan, ed.,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lin; New York: Mouton, 1984), pp. 229-253.
12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2003），頁16。
13 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臺北：正中書局，1969增訂臺三版），頁27。
14 方師鐸主編，《點石齋畫報‧寅 十》（臺北，天一，1978），〈劉軍門小像〉，頁67。
15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45。
16 黃秀政，〈劉永福與乙未反割臺運動〉，收入《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4），頁459。羅惇融，《割臺三記‧割臺記》（臺北：臺灣銀行，1959），頁5。
17 謝佳卿，〈臺灣民主國與劉永福〉，《臺灣文獻》52:2（2001）。該文係以謝佳卿之碩士論文為基礎，參閱氏撰，《光緒乙未之役與劉永福》（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8）。
18 關於該書成書經過，參閱氏輯《劉永福歷史草》，〈敘篇〉，頁1-10。
19 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敘篇〉，頁2。
20 呂思勉，《復興教科書‧本國史（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初版，1946年七十二版），頁97。
21 羅香林，《高中本國史（下）》（上海：正中書局，1945年滬一版，1946年滬十一版），頁36。
22 丘念台，《我的奮鬥史（原題「嶺海微飆」）》（臺北：中華日報，1981），頁336。
23 連橫，《臺灣通史‧唐劉列傳》（臺北：臺灣時代書局，1976影印版），頁1154。
24 例見李健兒撰述，《劉永福傳》（臺北：商務印書館，1970年臺2版），原書於1930年代問世。同樣的，前述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兩書的寫作，都是本於劉永福的口述資料而成，但一般認為，羅香林所著學術價值較高，引用率也遠高於前者。
25 朱傳譽編，《中國國民黨與臺灣》（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4），頁7。
26 參閱王明珂，〈台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1997）。
27 中譯本參閱黃昭堂著，廖為智譯，《台灣民主國之研究》（臺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
28 參閱吳密察，〈乙未之役中的劉永福〉，收入於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編，《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
29 黃昭堂著，廖為智譯，《台灣民主國之研究》，頁95。
30 黃昭堂前引文，即本於思痛子在《臺海思慟錄》〈臺灣篇〉中的觀點（按：「臺灣」，係指當時暫住彰化縣城的臺灣府及其轄區）。
31 羅惇融，《割臺三記‧割臺記》，頁5。
32 黃權，〈劉永福民族英雄論－重議四十年前的一個話題〉，《經濟與社會發展》2:6（2004.06）。
33 廖宗麟，〈劉永福在近代反侵略鬥爭中的功績和地位〉，《學術論壇》4（1997）。
34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1。
35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1。
36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57。
37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3。
38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4。
39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10。
40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1-2。
41 例見《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57、頁81。無獨有偶，當日美籍《華北捷報》記者James W. Davidson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臺北：南天書局，2005影印版）p.348-349也著錄了〈劉大小姐大破倭奴圖〉。至於其中反映的意義為何，也許宜由另文處理。
42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224。
43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227。
44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頁211-214。
45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228。
46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臺北：稻鄉，2005），頁97-100。
47 例如，《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51）、《劉大將軍臺戰實記》（頁4）都有「臺人不附己者，搜殺殆遍」；又，《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52）、《劉大將軍臺戰實記》（頁6）都有「倭肉亂飛」等語。
48 枕流齋主人原著，孟吾居士修訂，《劉大將軍臺戰實記》，頁142。
49 枕流齋主人原著，孟吾居士修訂，《劉大將軍臺戰實記》，〈原序〉，頁8。
50 枕流齋主人原著，孟吾居士修訂，《劉大將軍臺戰實記》，〈例言〉，頁18。
51 今本見於《明清小說研究》23（1992）之「稀見小說選載」欄目上，頁235-250。圖版未見。
52 如《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51-55的〈劉大將軍事實〉和《劉大將軍平倭百戰百勝圖說》的〈劉淵亭大帥事實〉一節，語多雷同。
53 我所用的版本，收錄於佚名編，《中日戰爭資料》（臺北：文海，1967）。其中收錄之《中東大戰演義》未註出版時間地點，本文從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25，謂早期描述中日戰爭的小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即是洪興全的《中東大戰演義》（1900年香港中華印務總局版）。
54 洪興全，《中東大戰演義》收錄於佚名編，《中日戰爭資料》，頁244。
55 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頁261-268。
56 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敘篇〉，頁10。
57 連橫，《雅言》（臺北：臺灣銀行，1963），頁20。
58 魯迅，《魯迅全集‧譯文序跋集》（臺北：谷風，1989），〈「促狹鬼萊哥羌臺奇」譯者附記〉，頁394。
59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235。
60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249。
61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p.348-349.
62 文海出版社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臺北：文海，1963），〈吏科掌印給事中余聯浣奏報傳聞臺灣劉永福與倭擊戰情形片（六月初二日）〉。
63 當議論中日和約的奏章，言及臺灣者佔之多數。惟朝廷主事者顧全現實，反對廢約再戰。參閱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頁78-91。
64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15。
65 參閱莊吉發，〈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翰詹科道的反應〉，收入《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66 易順鼎，《魂南記》（臺北：臺灣銀行，1965），〈附錄 易氏呈督察院條陳時務文〉，頁49-50。
67 枕流齋主人原著，孟吾居士修訂，《劉大將軍臺戰實記》，頁141-142。
68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231-232。
69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233。
70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235。
71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247-248。
72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25。
73 參閱篁村，〈日軍侵竹邑前後〉，《臺北文物》10:2（1961）。
74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頁17。
75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頁79。
76 吳德功，《割臺三記‧讓臺記》（臺北：臺灣銀行，1959），〈附錄 吳統領彭年傳〉，頁79。
77 參閱洪興全，《中東大戰演義》收錄於佚名編，《中日戰爭資料》，頁237-243。
78 文海出版社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軍機處電寄邵友濂諭旨（九月初九日）〉。
79 王樹枬主編，《張文襄公（之洞）全集‧電牘》（臺北：文海，1972），〈致臺北唐撫臺（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辰刻）〉，頁10325。
80 王樹枬主編，《張文襄公（之洞）全集‧電牘》，〈致福州邊制臺（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三日辰刻）〉，頁10525；易順鼎，《魂南記》，頁12。
81 易順鼎，《魂南記》，頁13。
82 易順鼎，《魂南記》，頁26。
83 易順鼎，《魂南記》，頁13。
84 李健兒撰述，《劉永福傳》，頁213。這一段故事並沒有其他資料可以佐證，如羅香林的《劉永福歷史草》並無此語。不過，我以為和當日眾多詩文相比，這段故事情節絕不誇張。再者，即便是有意誇大其詞，對照當日的情境，也不令人感到突兀，顯示出劉永福並不因為臺灣之敗，而損去太多名節。
85 佚名編，《中日戰爭資料》，〈楊文藻：聞劉淵亭軍門台南內渡〉，頁85。
86 佚名編，《中日戰爭資料》，〈楊文萃：聞劉淵亭軍門內渡〉，頁87。
87 佚名編，《中日戰爭資料》，〈符天佑：寄懷劉淵亭軍門〉，頁88。
88 羅惇融，《割臺三記‧割臺記》，頁5。
89 參閱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頁261-276。
90 俞明震，《割臺三記‧台灣八日記》（臺北：臺灣銀行，1959），頁13-14。
91 W. A.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London: Hurst & Blackett, 1898）（臺北：成文出版社，1972影印本）,p.48. 中譯本見陳逸君譯，《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原民文化，1999）。
92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p.315.
93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p.333.
94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 1895-1902》（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1986），頁138。
95 李健兒撰述，《劉永福傳》，〈李仙根先生題名〉。
96 例見李健兒撰述，《劉永福傳》，〈鐵禪上人序〉。
97 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頁4。
98 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頁251。
99 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頁259。
100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臺北：臺灣銀行，1959），頁21。許贊堃，《窺園先生詩傳》收錄於許南英，《窺園留草》（臺北：臺灣銀行，1962）。
101 許贊堃，《窺園先生詩傳》，頁237。
102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2。
103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頁13。
104 思痛子，《臺海思慟錄》，頁17。
105 連橫，《臺灣通史‧唐劉列傳》，頁1154。
106 連橫，《臺灣通史‧唐劉列傳》，頁1154。
107 連橫，《臺灣通史‧唐劉列傳》，頁1148。
108 國史館校註，《清史稿‧唐劉列傳》（臺北：臺灣商務，1999），頁10967。
109 曾樸，《孽海花》（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4），頁411。
110 佚名編，《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頁77。
111 藜床舊主，《劉大將軍平倭百戰百勝圖說》，頁246。
112 參閱Partha Chatterjee, “Chapter One: Whose Imagined Community”,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3 吳密察，〈「攻台戰記」與台灣攻防戰〉，收錄於許佩賢譯，《攻台戰紀（日清戰史‧台灣篇）》（臺北：遠流，1995），頁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