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駁殼槍的傳教者
我們到內地去工作！須要像帝國主義傳教信徒的方法，每禮拜強勸我們老百姓男婦老幼都來聽講宣傳我們的三民主義，編制詩歌、攝影革命影片、遊藝等，以助他們的興致。
──龐廉孫，〈到民間去！〉（1927）
總理死後，再要想到中國革命成功，只有效摩罕默德的信徒宣傳回教之一法。他們是右手持劍左手持可蘭經的，以後我們宣傳，也當右手持槍，左手持三民主義，庶幾可以使民眾迅速了解。
──白瑜，〈留別有槍的同志們〉（1925）
（軍隊）政治工作之人員，與宗教之傳道師，殆無以異，應死力衛道，方收殊校。
──朱色，〈政治工作應注意之事件〉（1926）
（鄧演達）決以左手執革命綱領，右手拿機關槍的態度與行動，把吃人的禮教和庸師宿儒紳士道學家者流，一概摧陷廓清，把孔子廟及貞潔牌坊祠堂廟宇等一齊掃滅盡淨。
──方述，〈鄧演達先生的生活〉（1932）
出版項：
陳佑慎，《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02），ISBN 978-986-6653-18-6，售價 NT.300。
內容簡介：
1924年，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未幾，即依「以黨領軍」、「重視政治訓練」等理念，創設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黨化軍隊。其特別表徵，是出現一群「右手持槍，左手持三民主義」的軍隊政工人員。他們還試圖效仿「宗教之傳道師」，又向士兵或百姓散發圖畫文字、編製詩歌戲曲，進行各式宣傳。
可以說，這一場革命運動，上承五四新文化運動，下塑數十年來海峽兩岸的政治文化格局。它匯集了國民黨文武黨員、共產黨跨黨黨員、蘇俄顧問、以及無數男女老幼，交織一段層面既廣，亦有複雜恩怨的互動過程。本書便藉由北伐戰爭初期（1926-1927），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著名左派人物鄧演達（1895-1931）為經緯，重探這段影響深遠的動人歷史篇章。
原書緒論：
(一)這一年，中國政局並不平靜，先後發生了湯山事變、粵變等政潮；不惟如是，蔣介石一面在江西剿共，一面遭逢日軍進佔東北的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在內外交逼之下，於年底宣告下野，臨去前命人將鄧演達秘密處決。12月下旬，陳誠獲知消息後，反應十分激烈，在給未婚妻譚祥的信中寫道：「連日因感擇生兄（鄧演達）之死於非命，負己憫人，無時不思還我清白，托足空門，以終殘喘也，惟每思無以慰吾愛耳」，又說：「今擇生兄之處死刑，我敢斷言舉國青年必致橫決，益難收拾也」。[5]在另一封信中，陳誠更表示深感「國仇友恨，豈堪回首」，略謂：
擇生（鄧演達）兄為革命而死，為中華民族而死，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復何憾？惟壯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為革命前途、中華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先總理孫中山先生主張言論自由，而擇生兄死於言論攻擊政府之黑暗。然則言論實為死由矣，豈非先總理民權史之大污點乎。嗚呼死者已矣，每以今後不言革命則已，若言革命如不奉行先總理之主義，而僅掛革命之招牌，而行反革命之事實，我敢其不會成功也。[6]
近於同時，孫中山遺孀宋慶齡，也在上海《申報》發表公開宣言，指責蔣介石「對忠實革命人才，必設法置之死地，最近如堅苦卓絕忠勇奮發之鄧演達，終遭慘殺，即其一例」，又厲言稱：「中國國民黨早已喪失其革命集團之地位，至今已成為不可掩蔽之事實。亡國民黨者，非其黨外之敵人，而為其黨內之領袖」。[7]陳誠、宋慶齡不是唯一痛悼鄧演達之死的檯面人物。1931年12月至隔年1月間，上海報紙還可見到胡漢民、孫科、李濟琛、馮玉祥等人具名的悼念啟事，而這些人物，不乏有過嚴重政見之爭者。
這些波瀾之所以發生，絕非偶然。鄧演達早年曾是追隨孫中山的青年軍官，後為黃埔軍校創辦時七個籌備委員之一。北伐初期，復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先後為「總司令部政治部」、「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總政治部者，執掌國民革命軍之「黨務、政治及文化工作」，亦即中國軍隊政治工作制度（簡稱為「政工制度」，下同）的濫觴。鄧演達本此職位，既和蔣介石有段非比尋常的恩怨，在青年中也有很高的聲望。[8]
只不過，這位陳誠口中「為革命而死」、宋慶齡筆下「忠實革命」的鄧演達，更為世人周知的身份，是1920、30年代的「共產黨同路人」、國民黨左派、以及第三黨創建者。隨著國共對峙格局確立，鄧演達的形象也就日益鮮明，滲染無數真假難辨的政治神話。惟於事過境遷的今天想來，人事情偽虛實，不若官方史觀裡「革命」與「反革命」涇渭分明，黑白可判。陳誠晚年在反共空氣濃厚的台灣，回憶起這段往事，先是說：「鄧的思想親共，是事實，又因在共黨的包圍圈中，可能為共黨所利用」，卻語帶深邃地嘆道：「政治上的是非無定，人事上的恩怨無定，行動上的敵友亦無定。當然宇宙萬象，都不過是一種發展過程，那有一成不變之理？但一思及發展中的犧牲者，實在讓我們這般後死者不能不發生良心上的譴責」。[9]
本書，就是要在政治是非恩怨之外，重新尋索北伐初期執掌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的鄧演達，進而一窺1920年代的中國革命者，操作軍事暴力機制的「發展過程」。
(二)
軍隊政工制度，作為襲自俄國列寧式黨國（party-state）的產物，透過在軍中設置各級政工人員，對內實施政治監察，對外進行瓦解敵人的心戰。其影響迄今猶存，更是1920年代中國革命留給海峽兩岸的重要歷史遺產。中國大陸自不必論，[10]台灣現行之軍隊「政治作戰制度」，實質上也和大陸時期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有段千絲萬縷的關係。[11]在台灣，讀者更熟悉的可能是1980年代後，由於政治環境丕變，政工制度和它涉及的黨國體制問題，備受不少人訾議。直到晚近，才漸有人重新肯定它是「反制中共陰謀」、「穩定軍心」、「加強安全防弊」的重要機制。[12]本書不擬就其現狀和未來展望進行討論，只由歷史學的角度，上溯其草創時代的歷史圖景。
就西方研究典範（paradigm）而言，現代化軍隊是現代社會的新產物。在理想情況下，軍人不僅絕對服從文人指揮；文人更需要一套有效制度，來避免武人出現桀驁不馴的情狀。因此，二次大戰以後，歐美國家新興的軍事社會學（military sociology），焦點就聚於「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上。[13]西方學者本於自由主義理念，立基於「文官宰制」（civilian control）典範，主要關心防止「軍人干政」的問題。[14]本著這一層關懷，西方學者觀察非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權力結構時，同樣留心政治力滲透軍事的模式。其中犖犖大者，自屬蘇俄列寧式黨國的控制方式。[15]俄國紅軍裡的「政委」（political commissar）、「政工」（political officer）各職，便因肩負政治監察職責，致被西方學者視為文人菁英（黨）設於軍中的「看門狗」──當然，歐美社會對此一制度，普遍缺乏好感。[16]
在商榷這套理論模型的效度前，我們還可注意西方學者普遍設立的三種軍隊理想類型（ideal type），分述於下：「專業軍」（professional army），指具有理性化組織和專業訓練，以作戰為職志，具有強烈團結心、士氣和責任感的軍官團為骨幹的國家軍隊。次為「干政軍」（praetorian army），指以武力威脅或實際使用武力以改變政府人事和決策的軍隊。三為「革命軍」（revolutionary army），指具有強烈意識型態信仰，以改造和維護改造後之政治、社會體為職志之軍隊。[17]若無例外，俄國紅軍，乃至於中國國共兩黨軍隊，都可以借用第三種模型進行考察。合前述政工人員作為文人菁英「看門狗」的觀點，討論「革命軍」如何為政治服務，便成為西方學界裡，俄式政工組織「文官宰制論」的研究框架。
正如所有的理想類型，「文官宰制論」能否適切闡明軍隊政工制度的運作結構，也會面臨不少問題。且就1920年代中國的社會標準觀之，國民革命軍之所以是「革命軍」，理想類型另可區為下列數端：其一，設有監察軍隊的政工系統，對於黨政府轄區之財政絕不干涉。其二，具「革命之精神」、「嚴密之組織」、並時刻向民眾宣傳。其三，與青年學生有密切關係。其四，重視並協助民眾之組織化。[18]完全嚴守上述分際的軍隊，固屬罕見。然而，這也側面反映了中國軍隊政工組織創設之初，除肩負政治監察職責外，尚涉及了通俗政治宣傳、民眾運動等業務。這顯見「文官宰制論」框架，實不足闡明中國的歷史情境。
不容忽視的一點，1927年以前的中國，「黨國」統治還不具全國性的意義，國民黨猶處在逐鹿中原的奮戰。正如許多國家的政治運動，係先有革命政黨，而後尋求以黨建國。依孫中山的觀點，「其實我們現在何嘗有國？應該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19]在這樣的情勢下，軍隊政工人員與其說是黨國體制的護持者，無寧說是胼手胼足搭建黨國大廈的「革命先鋒」。在黃埔軍校訓詞上，孫中山便對軍校生（許多人後來成為政工）諄諄提醒：「咨爾多士，為民前鋒」，這絕不是偶然。易言之，國民黨內即便有若干「以文人制裁武人」的主觀願望（如汪精衛），卻不能稍減軍人已成為建國「前鋒」的事實。本書行文，圍繞在兩位中國軍隊政工制度的重要奠基者，蔣介石與鄧演達，而他們都是軍人出身！
有史以來，很少政權不需面對暴力機制的運用與制衡。宋太祖趙匡胤以陳橋兵變取得皇位，又以杯酒釋兵權剝奪開國元勛的武裝，正說明文武之間的緊張關係，自古皆然。然而，在特定歷史情境下，武人一躍為國家與社會的中堅。20世紀初的中國，似乎是如此。由國家發展角度來看，軍事組織與軍事機構，對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無不烙下深遠影響。西方學者Hans van de Ven便批評，過去中國近代史研究，對於涉及軍事的議題，常只有膚淺地討論；事實上，革命者不僅尋求運用暴力機制的新策略，尤有甚者，軍方驅策國家發展、促進經濟、改善管理技術等面向，都是值得學者急起研究的議題。[20]釐清軍事暴力機制與近代中國史的關係，顯然不是本書所能負荷的重任。不過，政工組織既是軍中掌理政治、社會、文化業務的單位，則顯然是一個別有洞天的討論切入點。
本書並不否認，文武關係是軍隊政工制度的重要環節，也會以相當篇幅，論述1920年代國民黨內部緊張的軍／黨關係。然而，軍隊政工涉及業務極廣，尤其在北伐初期，舉凡黨政興創、文化宣傳、民眾運動，無不有政工人員的足跡──這也是為什麼鄧演達及一干政工人員，會自視為穿軍服的革命者，想以「右手持槍，左手持三民主義」的態度和行動，[21]一面效仿傳教者，一面將孔子廟及貞潔牌坊祠堂廟宇等一齊掃滅盡淨了。[22]以研究1920年代國民革命享譽學界的韋慕廷（C. Martin Wilbur），晚年（1994）即有感而發，由青年知識份子的動向，歸結到國民革命軍的政工組織與政治工作，相信後者是理解北伐史的重要關鍵，猶是缺乏研究成果的重要主題。[23]
韋慕廷一席話，而今已逾十年。這段期間，除了少數研究成果外，[24]此一重要主題，仍舊相當沈寂。實則鄧演達於1926、1927年間執掌的總政治部，一方面號為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的「黃金時代」，另一方面又涉及國共分裂與內外衝突。過去的論著，並未適切加以釐清。本書就是希望能填補這份研究空隙，反思這段影響深遠的動人歷史篇章。[25]
(三)
關於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軍政工組織與政治工作，資料並不多見。學界一般最常徵引的書文，仍是官修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稿》（1936）[26]、《國軍政工史稿》（1960）[27]等著，代表國民黨官方立場，史料蒐集亦未周延。[28]史料未備，只是問題的一端。數十年來，採現代社會科學方法，探討當代中國軍隊與社會、政治、乃至於文化活動的研究，猶屬罕見。即使是西方學界對當代亞非拉美的研究，主要也侷限在文人政府的倒台、政變以及導致政變的事件。對軍人政權的結構、持續時間、統治方式、正當化的運作方式、統治藝術、之於國家現代化和經濟進步的促進，較少觸及。[29]在1990年代前的中文學界（台灣或中國大陸皆然），還要受到政治因素的箝制。一方面普通的文學校和研究機構，不具備研究軍事社會學的條件；另一方面，軍隊政工系統裡的研究人員，研究成果常有公式化、教條化、宣傳性、避重就輕、避談現狀的情況。[30]即使是距今相對較遠的北伐史研究，也因為涉及了敏感的國共關係，而未能適切地釐清政工人員所扮演的角色。鄧演達投身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的一段經緯，便是受到前列因素的影響，流於晦澀不明或遭致扭曲。在台灣，鄧演達曾是政治禁忌，鮮少公開被提及。[31]與此相較，鄧演達長期是中國大陸反蔣介石人士紹述的對象。1949年前，鄧的舊屬、追隨者已先後編就各式紀念書刊。[32]考其成書要旨，無非與「南京反動統治」針鋒相對；雖可稍窺鄧演達思想輪廓，猶須小心參酌。1949年中共建政後，官方進一步視鄧演達為「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代表」[33]，為他在人民共和國的建國神話、革命史譜系裡，安置了一個微妙地位。
固然，在1980年代以前，受中國大陸「過左」的政治風氣所限，「不少歷史著作沒有公正的對待鄧演達」。[34]1978年，章伯鈞（長期是鄧演達追隨者）遺孀，李健生，帶著女兒章詒和去南京祭掃鄧墓。秋陽下綠草如茵，卻只見橫七豎八地躺著一群青年，又吃又喝，議論道：「這鄧演達是誰？」「大概是鄧穎超的哥哥吧？」[35]即便如此，1950年，北京政府已追認鄧演達為「烈士」；1957年，又由國務院撥款，將鄧靈柩移葬紫金山麓中山陵左側，象徵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忠實追隨者」。相關紀念儀式，確實和台灣形成強烈反差。1981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復稱鄧演達是「一貫支持我們黨的黨外親密戰友」；同年年底，《鄧演達文集》付梓，由人民出版社刊行，[36]足可顯見官方的重視。
1980年代以後，有關鄧演達的各式文史資料、傳記、研究論著可謂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尤其在中國大陸。[37]可惜的是，這一類資料的疏漏十分明顯，尤其北伐期間的若干重要函電、函稿、言論，多有未得見者。[38]毫無疑問，這限制了過往研究的成績。不惟如是，相關論著既未脫革命史觀窠臼，更過份側重鄧演達之「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思想、以及蔣鄧間的政海掌故，疏於就深刻的歷史脈絡進行考察。這一點，迄今猶然。[39]
事實上，鄧演達和他麾下的總政治部，在北伐初期諸多歷史事件中，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恐出許多人意料。時人謂鄧演達是武漢政權（1926-1927）的「唯一要人」，而非汪精衛，[40]似可見一斑。過去雖不乏注意及此者，惟這一現象背後牽涉的牽涉的黨／軍體制結構，政工組織運作等問題，猶未見令人滿意的討論。正如歷來學者所指出的，國民黨的組織、宣傳、民眾運動等工作，如何（或「是否」）作為革命軍戰勝北洋軍的「無形力量」，仍有不小的疑義。[41]爭辯「主義宣傳」與「軍事行動」，孰執重要，概非本書重心。然北伐軍政工人員如何在宣傳效果有限的情況下，扮演極耀眼的角色，應是更可留意的議題。
為了解答上述問題，本書主要透過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庋藏檔案，稍作梳理。惟1926、1927年間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之主要卷宗，已燬於兵燹[42]；相關宣傳品，今天也百不見得其一。因此，權以國民黨所藏《會議記錄》（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常會、中央政治會議等）[43]，勾勒決策過程、制度沿革、人事流動，以及工作反餽。另由《漢口檔》、《五部檔》、《一般史料》尋索相關報告、函件、函稿、宣傳品物殘跡，考察施行成果與細節。此外，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即俗稱「大溪檔案」），亦有若干蔣介石與鄧演達之間的函電，頗值參考。基本上，上述文獻仍有相當的比重，猶未被其他相關論著所引用。報刊方面，本書徵引文獻主要以廣州、上海、漢口之國民黨黨報──《民國日報》為主。尤其是漢口《民國日報》，提供了巨量關於武漢時期總政治部的材料。另外，天津《大公報》、《晨報》、《國聞週報》等北方刊物，當時出版地猶在北洋政府治下，正可與南方黨報作勘合與比較，亦屬重要。
本書之架構，除緒論、結論外，主要分為四章。第一章在於鋪陳鄧演達的生平與思想，刻畫他所身處的時代。第二章在於說明中國第一批軍隊政工人員，如何在黃埔建軍、東征、以至北伐中嶄露頭角。第三章則以武漢時期的總政治部為例，論述中國新的政治文化格局，兼及國民黨內的「黨權」與「軍權」紛爭問題。第四章則以「寧漢分裂」、河南戰役為例，說明武漢總政治部瓦解的經過，以及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一度面臨式微的原因。
無可諱言的，單憑本書棉薄之力，尚無法勾勒出北伐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所有梗概。一部份讀者對政治宣傳的效力，不免有所疑義；一部份讀者或對人事、制度運作細節等項，猶感不足。惟本書既以鄧演達為中心，除了黃埔建校初期的一段經緯外，行文主要圍繞在總政治部、以及稍後武漢政權倚為柱石的唐生智、張發奎部隊上（注意後兩者並非「黃埔系」軍隊）。就空間而言，則由廣東、湖南、湖北、河南依序推移。至如其他時地的實況，並非不重要，卻只能俟諸它日了。
大抵而言，這一時期的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百業待舉，甫值草創。不論是組織統系、人事銓敘、人才培訓、經費預算，常呈亂無章法，條理未明。然當時南方革命陣營朝氣猶在，人員亦存初生之犢的胸懷。曾經躬逢其盛的章伯鈞，就描述道：那時人年輕，工作嚴肅緊張，生活簡單，情感浪漫。[44]至於這些革命人物，緣何走向反目成仇，甚至以殺戮相見？確非三言兩語可以釐清。此一涉及歷史觀的爭議，或許正如作家朱介凡為他那部著作──主要是刻畫朱其華（共產黨員，曾為張發奎部隊政工人員）與洪明達一對苦命鴛鴦的革命與戀情，書稿屢易其名的情形。它起先名為「一九二七悲情史話」，後易以「一九二七悲歌」，繼為「一九二七狂潮」，最終才以「改變中國的一些人與事」拍版定案。[45]
1920年代的中國革命，由什麼樣的人，改變了些什麼事？這一類問題，不會只有一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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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鄧演達被捕〉，《中央日報》，1931.08.19。
2 在影響西方學界深遠的托派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中，鄧演達是武漢國民政府（1926-1927）裡，少數具有勇氣和堅定信念的國民黨左派。參見：Harold Robert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196-198。儘管伊羅生所述，常有悖離史實處。另外，日本學者山田辰雄在其著名的國民黨左派研究中，亦闢專節介紹鄧演達的思想，參見：氏著，《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硏究》（東京：慶応通信，1980），頁201-206。
3 參閱：羅任一，〈鄧演達回國組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編，《鄧演達》（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113-119。
4 致蔣介石相關書函除收於國史館藏《石叟叢書》外，另露布於：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2004），頁301-302。
5 函一三三，《陳誠先生書信集》（台北：國史館，2006），頁128。
6 函一三四，《陳誠先生書信集》，頁129。
7 〈宋慶齡之宣言〉，《申報》，1931.12.20。
8 詳見本書相關章節。於此，姑試舉一例。1927年4月，正是鄧演達位居總政治部主任職位，處於權力上的高峰。一位二十三歲的青年在求職信中寫道：「我知道你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深信你在萬忙的當中仍能替一個沒有經驗的青年同志找一條革命的道路。」餘例猶見，不一一列舉。見：〈章克上鄧主任演達函〉，1926.04.10，廣州，鋼筆原件，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部14592。以下簡稱「黨史館」。
9 《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84-86。
10 參閱：洪陸訓，〈國軍政戰制度與中共政工制度之比較〉，《復興崗論文集》15，頁83-94；于永波、徐才厚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政治工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11 晚近對戰後台灣政工制度的研究，可參見：劉宏祥，〈政工幹部學校之研究(1950~1970)〉，（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惟劉文在戰前部分，多襲官修《國軍政工史稿》舊說，本書並不能贊同，後詳。
12 當代台灣政戰制度涉及軍隊國家化、軍事教育訓練等問題，日漸受到學界關注。晚近對我國政戰制度未來展望的討論，可參閱：蘇進強、沈明室，〈國軍政戰制度與文武關係的演變與展望〉，《國防政策評論》1：2（2000.01），頁39-63；范佐驊，〈從組織變革探討國軍政戰組織再造〉，《國防雜誌》19：5（2004.05），頁3-14。
13 洪陸訓，《武裝力量與社會》（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頁388。
14 以美國著名學者Samuel P. Huntington為例，在所著《軍人與國家：文武關係的理論與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台北：時英出版社，2006）中，便以大量篇幅，論述培養軍人「專業主義」，是達成文人領導，構成國家安全的制度性支柱。
15 S.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6), pp.91-93.
16 Cheng, Hsiao-shih, Party-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PRC and Taiwan: Paradoxes of Control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p.3-4.
17 鄭曉時，〈政體與軍隊：台灣文武關係（1950-1987）的一個分析架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5：1（1992.11），頁131-133。
18 參閱：〈日陸軍中將南遊後之革命軍觀察〉，廣州《民國日報》，1926.12.21、22。
19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14-15。
20 Hans van de Ven, “The Military in the Republic”,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50 (June 1997), pp.352-374.
21 白瑜，〈留別有槍的同志們〉，《革命軍》9（1926.01），頁18。
22 方述，〈鄧演達先生的生活〉，毅君編，《鄧演達紀念集》（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影印本），頁6-7。
23 這份感想，是韋慕廷訪談名近代史學者郭廷以後（事實上，郭本人曾參與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所得的感想。見：C. Martin Wilbur, “Rethinking China’s Historic Northern Expedition”, 《國父建黨革命一百週年學術討論集：北伐統一史》第2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 pp.116-118.
24 主要成果見：呂芳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1920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一九二○年代的中國》（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2），頁137-197。
25 呂芳上在他的研究中，也指出主持北伐前期軍隊政工的鄧演達，是富爭議性的人物。涉及的相關人事作風、理念、制度結構問題，仍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見氏著，《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的政治組織與政治工作（1924-1928）》書稿（國科會研究計畫報告微片：NSC84-2411-H001 --00-4），頁121。
26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務委員會編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稿》（台北：龍文，1990影印本）。
27 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編纂，《國軍政工史稿》（台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60）。
28 史料蒐集情形，參閱：《國軍政工史稿》下冊，頁2006-2011。事實上，國軍政工史稿在黃埔建軍以至北伐初期的章節中，幾未徵引原始材料，缺漏百出。
29 Eric Nordlinger著，洪陸訓譯，《軍人與政治：亞非拉美國家的軍事政變》（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台北：時英出版社，2002），頁2-3。
30 鄭曉時，〈政體與軍隊：台灣文武關係（1950-1987）的一個分析架構〉，頁130。
31 台灣過去沒有任何研究鄧演達生平、思想、或相關議題的學術論文。即吳相湘在《民國百人傳》中之〈鄧演達妄想立異〉，亦嫌錯漏。
32 見《鄧演達先生遺稿》（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影印本）；《鄧演達紀念集》；《鄧演達的道路》（鄧演達先生殉難十五週年紀念會，1946）；陳卓凡、楊逸棠編，《鄧演達先生遺著》（香港：華商出版社，1949）。
33 例見孫平，〈論鄧演達的政治主張〉，《黨史文苑》（2006年10期），頁38-39。
34 楊資元，〈整理後記〉，楊逸堂，《鄧演達》（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123。
35 章詒和，〈越是崎嶇越坦平—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往事並不如煙》（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445。
36 周天度編輯，《鄧演達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7 相關研究回顧，參見：陳佑慎，〈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5-8。本書主要參考的材料，是楊逸棠，《鄧演達》；曾憲林、萬雲主編，《鄧演達歷史資料》（武昌：華中理工大學，1988）；丘挺編著，《鄧演達年譜》（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編，《鄧演達》（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另外，英日文論著，可參閱：John K. Olenik, “Left Wing Radicalism in The Kuomintang: Teng Yen-Ta and the Genesis of the Third Party Movement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73)；細井和彥，〈武漢時期までの鄧演達-総政治部との関係を中心にしつつ〉，《立命館文學》，號535、539（1994.07、1995.03）。
38 即便是新刊本如：梅日新、鄧演超主編，《鄧演達文集新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亦未能解決此一缺憾。
39 參見：梅日新、鄧演超主編，《鄧演達研究新論：紀念鄧演達創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70周年》（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朱新鏞，〈鄧演達與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陳建華總編，《黃埔軍校研究》第2輯（廣州：廣東人民，2006），研究視角，均未脫革命史觀窠臼。
40 王唯廉，〈武漢時代的鄧演達〉，《現代史料》第1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3），頁267，謂：「除了共產黨以外，武漢政府的唯一要人是鄧演達──別人以為那時左派要人的第一位，一定是三王先生（指汪精衛），其實三王先生徒有其名而已，實際有權力有主張的，是鄧演達而不是三王先生。而且我們還可以說，如果沒有鄧演達，武漢政府也許還不能形成。」
41 參閱：蔣永敬，〈關於北伐時期黨務的綜合報告〉，《北伐統一六十週年學術討論集》（台北：北伐統一六十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8），頁83。
42 參閱：〈軍委會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朱霽青致四中全會函〉，1928.02.03，南京，毛筆原件，黨史館藏：會議2.3/62.21。
43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或稱「中央政治會議」），簡稱「中政會」，是廣州時代以至訓政時期，國民黨的最高政治指導機關。其名稱、組織歷有更迭。本書為行文方便，一律簡稱「中央政治會議」，與中央常務會議並舉，不另註明正式名稱。
44 章詒和，〈越是崎嶇越坦平—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往事並不如煙》，頁442。
45 參見：朱介凡，《改變中國的一些人與事》（台北：爾雅出版社，2006），頁12。事實上，前揭Isaacs傳閱甚廣的著作，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正是以「悲劇」來形容1920年代的中國國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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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封面不是你帥氣的臉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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